即使在权利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生存权也要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然而，法律父权主义强加的另一套规则，在今天这个特殊社会条件下使得患者对医生权威信赖的情感被剥离，医患关系被置换成合同关系。{5}Joel Feinberg, Legal Paternalism, in Pater nalism. Rolf Sartorius ed, University of Minneaplois Press,1983. pp.3-7.转引自孙笑侠、郭春镇：《美国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与实践》，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

各家医院的格式合同中都充斥着被专业术语包裹着的免责条款。特别是,当治疗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有偏差时，患者就有可能会将其归咎于医生的不当行为，认为医生应承担违法责任。它是医生运用医疗措施和手段的前提条件,是医生对病人的一项要求,而不是病人的一项权利。很多时候存在一些无法规避的正常医疗风险，而人们往往又难以真正区分正常风险和非正常风险的差异。他摆脱所有来自他人的限制和影响，除非面对的是一个明确的、毋庸置疑的法律权利。

显而易见，知情同意的合同化有利于患者参与治疗，也有利于医方的风险控制，但却有可能会带来医患关系的紧张。而制度的运行效果如何，因为其往往取决于制度下的人们对于制度本身的理解。但是恶意绿色壁垒严重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极大地破坏和扭曲了公平贸易的行为理念，因此，这种壁垒应该受到世界范围的抵制和讨伐。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技术进步、提高环境标准的同时，发达国家在此领域的水准也在发展，而且可能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发展，这就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双重的压力。从2004年开始，欧盟已正式禁止了320种农药在欧盟销售，其中有60余种属于我国种植业使用的常态农药。关于绿色壁垒的界定，目前并无共识。第二，没有建立储存返还制度。

欧盟发布的PPM标准涉及到食品、工业用品等各个方面而且标准比较具体和系统化。出于贸易政策及内政外交的需要，很多国家现在都建立了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本文作者认为，尽管从长远看，提高环保水平、优化环境标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例外，但在短时期内让发展中国家适应发达国家的高标准，发展中国家会面临很大的压力，甚至会丧失努力的信心。那种认为绿色壁垒一概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受害者的看法是片面的，其实，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建立自己善意的绿色壁垒。（一）它是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积极响应。要将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就必须首先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能获得绿色环境标志，否则，进口将受到数量和价格的限制。

（七）禁止污染转移制度。这种单边贸易不仅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给当地国造成了新的环境危机。对食品的安全管理加大了立法力度。首先，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比如欧盟禁止进口用腿夹捕杀动物后而获取皮毛，认为此种捕杀动物的方法是极不人道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绿色壁垒制度存在着严重缺位。

但国际标准组织制定的这些国际标准本身并不具有强制力，它仅仅供各国选择适用。它是指为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和动植物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

但是美国专家认为，实施与生产方法有关的贸易限制不符合宪法的贸易条款。相互承认也就是相互限制{7}。这不仅为实行贸易壁垒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常常被曲解和滥用，危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难度。污染转移是指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通过贸易与投资等措施，把其国家禁止的危险产品运送到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是向这些国家倾倒废物，或是在花费较少的条件下从事某些高污染产业的生产。（三）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绿色壁垒。丹麦则要求所有进口的啤酒、矿泉水、软饮料一律使用可再装的容器，否则拒绝进口。

当这种产品用于出口时，就相当于获得了政府补贴，这就是所谓的环境补贴问题。我国在绿色认证制度方面的不完善给我们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绿色壁垒只要符合非歧视原则，而不论它制定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环境标准的差距有多大，都是合理的，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因此而受到限制。由于发达国家在科技与经济方面具有突出的实力，使得它们的最优环境标准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态价值观被广泛接受，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卫生食品安全日益关注，追求高品位生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越加严格，这迫使发达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满足国内居民的绿色需求，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为了顾及各国发展的不同水平，更好地实现对人类和动植物的切实保护，协议又赋予成员国有一定的例外权，比如成员国政府有权采取措施确保人类和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的侵害。

这些制度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常常因此而深受其苦，我国的农产品等因此被拒之门外的事例也曾出不穷。这给国外低端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只有少数学者认为不能全盘否定绿色壁垒，主张对于按WTO相关协议设置的绿色壁垒不能无端非议，只能适应和改革。按照WTO各国有比较多的自由度的安排，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迄今都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检疫制度，尤其对食品中农药的残留量、添加剂、放射性残留和重金属含量的要求十分严格。

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在设置恶意绿色壁垒方面总是乐此不疲{4}。而且发展中国家目前有限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即使有科技产品，其技术含量也较低，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提并论，使用同一标准。

西方国家认为，与出口补贴政策一样，环境补贴会直接鼓励出口，从而扭曲国际市场价格。其次，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土的环境和资源，大量将国内的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成本大幅提高。

部分产品农药的最高允许残留量仅为原来的1/100—1/200，近年来，欧盟加大了对纺织品和服装环境保护的力度，主要对有害化学品的限制和禁止作了明确规定。比较典型和影响较大的有《化学品注册、评估、限制和禁止法规》（REACH法规），针对的是整个化学品行业乃至其下游产品，取代以往发布的若干技术法规，包含行政管理、监测数据和相关的一系列监测方法。

在国际贸易中，海关对超过环境卫生标准，尤其是超过食品卫生要求标准的进口物品是坚决拒绝进口的。上述情况表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水平负有一定责任，把这种责任完成推给发展中国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第二，对国内与进口产品实施双重环保标准。因为不公平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善意的绿色壁垒的积极意义及前瞻性，否则，就等于将先进的、文明的社会经济生活拉回到落后的甚至愚昧有害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欧盟从2003年起开始加强利用环境保护法规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力度，将环境标准从以前的工业废物废水的排放扩大到对产品本身的设计和结构上来。更何况如果允许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不符合发达国家环保标准的产品进口，那么对发达国家本应能够达到的环保水平和人民健康水平无疑会造成破坏。

善意的绿色壁垒有合理的一面，又有不合理的一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不是由低级向高级，由愚昧向文明、健康的方向稳步发展。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呈现出以下发展态势。比如WTO突出强调了各成员国的环保例外权，却对如何行使这项权利缺乏明确的有节制的约束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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